内容提要：

1、《双子杀手》是不同于传统科幻电影的新科幻，它区别于传统科幻电影之处在哪儿？

2、李安接连采用的120帧技术的逻辑是什么？李安变得唯技术了吗？

3、唯技术论从何时开始显得不那么道德了？为什么美一部电影国科幻电影的主题都是反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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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当中的技术与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就像孪生兄弟，总是同时而至，又一起离开。尤其在大量采用高科技的好莱坞科幻电影那里，这种紧密性更为明显。相比于技术与一部电影技术伦理在学术体系内的此起彼伏，电影当中的技术和技术伦理总是被重复呈现为同一种关系，即电影当中的技术伦理总是以反技术的态度出现。这一点在无数分析科幻电影的文献当中均已获得证明。

李安新片中的技术伦理

李安一部电影的新片《双子杀手》也是一部讨论技术和技术伦理的科幻电影。在这部电影当中，对人进行克隆的技术被假定为一项已经成功应用的技术。被应用于一个厉害的杀手（威尔 史密斯饰）身上，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拥有了两个秘密一部电影的克隆人。这两个人被从小训练成新的杀手，以便在威尔史密斯年老之后取而代之。

在这个简单的故事结构当中，新技术并不是讨论的中心，它只是被当做预设的事实，或者在电影当中充当叙事悬念的工具。但这重悬念很微弱，一部电影因为悬念的解开并未使电影的剧情有所影响，或是使剧情因此而反转。

本片真正要讨论的是技术产物带来的两种迥异的结果。双子杀手中的一位从小在克隆技术的幕后黑手的养育下长大，此人用慈父和严师的双重身份训练他。但一部电影另一个杀手，却连名字也没有，仅仅是在绝对缺乏情感的世界当中长大，因此像一个机器，毫无人性和人的感觉。

与其说这是杀手培育，不如说这是一次人性训练。在这个故事逻辑里，受到爱的浇灌的人将会生出善的人性，像机一部电影器一样被培育的人，虽然他没有了人的软弱和犹豫，但也仅仅是一个工具而已。

通过还原背景和教育方式，李安显然要反思技术如何可以达到避恶扬善。这个观念即成了本片的技术伦理，受到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作为一种源于一部电影20世纪60年代控制论技术哲学的思想，这种技术哲学相信技术有可能成为一股正面力量，以推动人的生活变得更好。这一切都取决于人，因为技术的正邪是依赖于人的一种产物，是人的延伸。

尽管这种对技术的承认是隐晦表一部电影达的，但以辩证的方式为技术进行辩解的意图十分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继而冷战的政治环境下，这种环境决定论长盛不衰，甚至席卷全美并蔓延全球。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尤其是互联网世界，数字技术本身具有的平等逻辑让一部电影这个理论越来越多的受到了来自学者的质疑。在这些批判者心目当中，技术尽管是人的创造物，但是它一经创造出来，就会显示出独立于人的独立个性，这是技术的逻辑。

比如，对于法国学者雅克•埃鲁尔(Jacques E一部电影llul)来说，技术的本质就是要求人的价值观的转变，这种价值观推动了效率和性能的提升，并使这种提升成为评估成功与否的标准。同时，在技术推广的同时，人也会开始拒绝思考（埃鲁尔，《技术社会》）。

120帧与一部电影李安的技术伦理坚持

总体说来，《双子杀手》在技术伦理上是模棱两可的。但是，这部电影的宣传却使它像个技术的先锋。电影宣传时的主要宣传点和上一部《比利林恩的中场休息》一样，宣扬电影所采用的的120帧画面。

如一部电影果我们回顾李安这几年的电影，会发现，李安似乎从《少年派》开始就迷恋上了技术。《少年派》的成功被誉为用技术实现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抽象哲学，从而体现了李安高超的呈现能力。其后的《比利 林恩的中场战争》更是一部电影在宣传的时候打出了120帧新科技在电影当中的应用。前卫到甚至全球都没有几家电影院有能力播放这部电影。因为它对影院的放映技术支撑有了更高的要求。如今的这部《双子杀手》在宣传时又是打出了120帧技术的宣传一部电影语。曾几何时，李安电影作为东西方跨文化交叉点的文化魅力被他在技术上的革新所取代，他似乎一夜之间成了电影技术的代言人，而非电影文化的代言人。

但是李安真的是一个电影技术狂人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得知道120一部电影帧画面是什么。这种技术是在原本一秒钟之内容纳24幅静态画面的时间内纳如120幅画面，其本质是要使画面容纳的细节更多。因此，《双子杀手》最值得关注的中途那场打斗。摩托车追击和近身搏斗以从未有过的细节展现一部电影了真人在场般的逼真感，因为过于一览无余，每一个动作都必须真实完成，高科技所营销的虚假感觉在这里是完全排不上用场的。

如果我们回忆李安在《卧虎藏龙》当中的打斗，不难看出这两部电影当中动作的一致性。《卧虎藏一部电影龙》当中的飞檐走壁是反夸张的，轻功不再是神乎其神的一种传说，而是借助墙壁上的砖石力量的一种借力行为。《双子杀手》中的摩托车追击和近身搏斗也有这样写真的特点。为了使写真的细节被尽可能多的展现出来，在一个一部电影时空单位内容纳更多的画幅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就有了李安对120帧的坚持。因为这项技术意不是于创造幻境，而是为了尽可能的写实。使神奇的不再神奇，变得更加合理。这显然是一种去魅的表达方式，因此，它的不受一部电影欢迎几乎成了一种必然。

当观众走进电影院，期待又一部可以令他们致幻的电影时，却发现这部电影并未像他们想象般带来瑰丽的画面和炫目的奇观。他们因此感觉到深深的失望和不满。即便电影在宣传时打出了这部电影的一个一部电影技术亮点：用技术创造出了年轻版的威尔史密斯，但这也未能安抚大众，甚至还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因为就在不久之前，《狮子王》刚用仿真技术创造出了整个拟真的草原。包括辛巴在内的所有动物都被凭空创造出来。相比而言一部电影，《双子杀手》仅仅创造了一个人，这简直不算什么。

不同于李安的科幻电影

观众错了吗？当然不能这么说。当大众将看电影与视觉快感联系在一起的那一刻开始，目前科幻电影一枝独秀的局面就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显然这一部电影也不是电影业本身的问题，这正好是电影作为大银幕区别于其他媒介的得天独厚的竞争力，电影工业只是抓住了这种竞争力，并使之发扬光大，成为抗衡于其他新媒介的法宝。

于是，在数年的好莱坞科幻电影的浸淫下，科幻电影一部电影已经被默认为用技术创造出一个新世界的代名词。比如《阿凡达》创造出了一个外星部落。《地心旅行》创造出了地心世界，《海底两万里》和《海王》创造出了海底世界。漫威宇宙给了我们整个宇宙。《少年派的奇幻之旅》在一部电影这个过程中的成功，可是说是一个巧合，李安为了还原一种印度哲学被迫采用的新技术，结果却恰巧使海洋世界被整体展现，重叠于这种电影工业的奇观。所以它的走红只是李安在自我坚持过程中与现代电影工业的一个交叉点而一部电影已。

传统的科幻电影在奋力利用技术创造视觉幻境，但为了避免被指责为邪恶的唯技术论，这些电影都号称在技术伦理上是反技术的。比如《阿凡达》，这部最早成功使用3D技术创造新世界的典范，在用新技术创造出新世界的一部电影同时展现了反技术的远古部落。有女祭司，族长，传说中的巨龙，和手持长矛的原住民。这种用技术反对技术的叙事方式一直持续至今。尤其是到了这几年，新崛起的漫威宇宙简直是苦心创造了一系列的英雄，他们被创造出来的一部电影目的就是反抗新技术带来的危害。在《复仇者联盟》当中，是英雄们集结起来反对邪恶的狂人，而这个狂人是要用技术反人类。在《蜘蛛侠：英雄远征》当中，科学怪客更是第一次摆脱了以往胁从作恶者的身份，成为邪恶的主犯一部电影，并幻化成了一个邪恶的整体，试图通过技术制造幻想，以统治人类。在《X战警：黑凤凰》这个X战警的终篇当中，英雄都一一谢幕，取代旧英雄的不再是新的英雄，也不是邪恶的力量。而是一个不稳定的、随时有可能带来伤一部电影害的庞大力量。这个庞大力量实际上是人的隐喻。尽管电影准确的展示了人类是如何从英雄的时代过渡到人的时代的，但是这部电影带着对技术不确定性的明显担忧，这里被塑造出来的抽象的人表现为一种不稳定的乌合之众的特一部电影点。不过，在故事情节方面，这部电影是完全维科式的。就像维科在《新科学》一书中所预示的那样，这部电影当中的人类已经经历了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现在终于进入人的时代，而这个时代体现出人的喜怒无常。

技术为何一部电影成了邪恶的代名词

科幻电影对于技术的运用和科幻电影在技术伦理上的反技术立场显然是一种无奈的折中。这种态度与技术哲学的发展史直接相关。

而技术哲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关于技术的争论的发展史。从希腊哲学家如赫拉克一部电影利特和德谟克利特开始，就认为技术是对自然的模仿。然后有了不同意见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虽然同意上述两位的观点，但认为技术可以超越自然，完成“自然不能完成的事情”。表面看来亚里士多德的补充是一种延续。一部电影实际上却是断裂的。前者代表技术是自然的延续，后者则代表技术的自主。

其后，进入到现代社会，哲学家培根对技术是乐观的。他认为技术可以帮助人类改造自然，在他的乌托邦作品《新亚特兰蒂斯》(1627)中，培根提一部电影出了一种乐观的世界观，其中一个虚构的机构(所罗门的房子)利用自然哲学和技术来扩展人类对自然的力量——通过改善生活条件的工作来改善社会。这个虚构的基金会的目标是“……对原因和事物秘密运动的认识;以及人类一部电影帝国疆域的扩大，以影响一切可能的事情”。培根因此成为第一个反思技术对社会影响的现代作家。

为技术辩护的还有德国哲学家、地理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他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在德克萨斯州出版一部电影了著作《技术哲学》(Grundlinien einer hie der Technik)，认为技术是人体器官的投影，并因此在欧洲被称为技术哲学的创始人。

但是，同样在欧洲，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国际一部电影情境主义等均从不同角度批评技术对人造成的伤害。马克思认为技术容易造成人的异化，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则莫衷一是。本雅明认为复制是去魅的过程，代表一种解放。阿多诺虽然也承认技术带来的复制，但是却将技术作用于文一部电影化的复制称为可复制的文化工业，它很容易使人的审美趣味趋于一致。马尔库塞则既意识到了技术的压制性，又反对“技术官僚论”，认为技术本身是社会进步的工具，其自身的动力将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

无论如何，这些来自一部电影于欧洲的技术批判思想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影响了美国一批学者，比如弗雷迪•帕尔曼(Fredy Perlman)、约翰•泽尔赞(John Zerzan)和大卫•沃森(David Watson)，他们认为一部电影当代社会问题的根源是工业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这些学者在政治上因此被称为无政府原始主义。

通过技术哲学发展的整个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技术始终在备受争议的一个话题。但毋庸置疑，在电影领域，技术在被应用之初一部电影，就在伦理方面呈现为反技术的倾向。在《Marcuse, Ellul, and the Science-Fiction Film : Negative Responses to Technology（马一部电影尔库塞、埃鲁尔和科幻电影:对科技的负面回应）》一文当中，T.J. Matheson证明了从一开始，科幻电影就具有反科学的倾向。据他的考证，科幻小说常常是赞扬科技的，但这种倾向并未被科幻电影所继承。

并且一部电影，他还回顾了从1956年的《Three in particular-Forbidden Planet》到1991年的《终结者2:审判日》这几十年的科幻电影，以证明科幻电影当中技术的负面形象。

其实，科技一部电影在好莱坞电影当中一直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如果说好莱坞电影当中有赞扬科技的成分，也只是在美国西部片最盛行的那些年头里如此。在西部片当中，关注了马或六枪骑兵。技术以进取者的保卫手段而出现，以帮助进取者的探一部电影险。而这种早期盛极一时的西部片对技术的肯定并未延续到科幻电影当中。

总结

尽管对于《双子杀手》来说，关于克隆的话题确实稍显过时，而且，环境决定论是否是解决技术威胁的最好方法目前在技术哲学学术界还存疑，但是一部电影，《比利 林恩的中场休息》和《双子杀手》在票房上的接连失败，从某个侧面反映了观众对于视觉致幻效果的迷恋。这是长期以来电影工业发展造成的，但不是必然的，是被技术进步逼迫的。这似乎证明了技术拥有自身的逻辑一部电影。并推动了整个生态重新定义自己的方向。至少，互联网技术已经明确改变了电影院的方向。

版面编辑：杜珂冰